自2014年6月7日，第一份盲文高考试卷面世，截至2019年，北京、山西、辽宁、浙江、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东、西藏、陕西、宁夏等12省（区、市）为30名盲人考生参加高考提供了盲文试卷。2020年来自山西、安徽、上海、西藏等四个省、市、自治区共有5名全盲考生使用盲文试卷参加考试。其中，有两名西藏全盲藏族考生，使用的是藏文盲文试卷。
虽然盲人高中教育在不断完善，盲人高考和盲文试卷推行给盲人考生参加高考提供了合理的便利，单招单考也丰富了盲人高等教育平台。但是选择的平等依然是有限的，无论是学校还是专业都受到很大的限制，他们毕业后也面临着就业环境严峻、社会不理解等问题。但即便如此，依然有一些盲人学生坚持争取应得的权利，不断扩展盲人群体的就业面和就业形式。
盲人高考现状
盲校：点亮求学之路
“我家是农村的，一开始并不知道有盲校。”
后天失明的小硕表示，高二被确诊为视神经萎缩，因此学业耽搁又没有去盲校而无法参加高考。直到参加了淮南市残联的盲人推拿短期培训班，才从同伴口中得知“盲校”，后来阴差阳错地考入了安徽省芜湖市盲人学校的针灸推拿中专。
对于盲生而言，盲校无疑是“灯”，给了盲生受教育的可能。据《2019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9年，全国共有特殊教育普通高中班（部）103个，在校生 8676人，其中盲生1629人。残疾人中等职业学校（班）145个，在校生17319人，毕业生4337人，毕业生中1705人获得职业资格证书。
同时，盲人教育也在《宪法》《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残疾人保障法》《残疾人教育条例》《特殊教育提升计划》等的保障和推动下稳定发展。自中国残疾人网整理，目前全国已有26所盲校。
作为享誉国内外的窗口盲校，上海盲童学校目前已培养出盲人大学生94人，高中生考上大学（包括大专）的比例为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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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普通学校的同学一样，高中阶段需要学习语文、数学、英语、历史、生物、政治、地理、化学、物理，盲校中的同学也面临着作业、期中考试、期末考试，甚至月考（高考班）的压力。
而体育、音乐、手工、烹饪则也是他们课程的一部分。“他们的体育课包括：定向行走课（即学习如何有方向有目标地行走）和康复课等多种特色课程。而针对不同情况的学生也会设置一些具有针对性和特殊性的项目。” 上海盲童学校的田芳老师介绍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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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的盲文印刷厂为全国盲校提供着中小学盲文教材。在这里，普通学校的教科书通过复杂的编译和校对程序，被印制在特殊材质的纸张上。书本尺寸相对较大，每页内容较少，可以正反触摸，便利盲人学生的阅读和理解。
写作业时，他们需要借助专门的状似尺子的辅助工具在纸张上书写，而且必须是反写。“因为他们在书写时写出来的是一个个的凹槽，翻过来才是写的内容，所以他们在写的时候要从右往左写，一行写完之后再把尺子移到下一行接着写。”田老师一边为我们演示写盲文，一边说明，“如果是数学的竖式，他们是做不了的，因为他们不能像我们一样列竖式、写草稿之类的，所以他们心算用的比较多，心算能力也比较强。
学生不多，每个年级只设一个班，每班学生不超过10人。每间教室都配置了放大镜和电脑等辅助设备。特别的是，他们的课桌比一般的大得多，容量也更大。负责教材编译的田老师解释说，这是因为他们的教材都比较厚重，且数量比普通学生的要多，需要更多的储藏空间。这也是他们学习困难的原因之一，“我们这么一本语文书，他们要那么厚有两本。双休日回去，他们要带很多书，很重，所以他们都是拖着箱子回去的，尤其读到高中，书变得越来越厚，学科种类也越来越多了。”徐老师补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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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教室的玻璃窗，低视和弱视的学生戴着厚厚的1000多度眼镜，拿着专门的放大镜，脸与书本贴得极近，缓慢地阅读着书本上的内容；写字时，他们左手拿着放大镜，右手拿着针笔一行一行地书写盲文。全盲的学生则用手一个音一个音地去摸，来拼凑起整篇文章的意思。
学习生活：我们一样，又不一样
对盲生来说，盲文是重要的学习媒介。2019年，使用国家通用盲文的新书发稿824种，发稿字数6477万字，完成图书713种。
据上海盲校的田老师介绍，盲文学习主要是通过摸盲文的点位来确定具体的内容。在盲文中，每六个点组成一方，每一方的每一个符形都指代不同的字母。除了英文和阿拉伯数字之外，盲文学习的汉语主要是汉语拼音，而不是具体的汉字。田老师表示，重音字是盲人阅读理解中的难题，“如果遇到重音的不同字形的字，特别是像名字，他就不知道具体是哪一个了，这是没办法的。但是其他时候，可以通过上下文来理解这些拼音。”
“后天失明的盲人接触盲文更晚、摸盲文的手感更差。”插班生小硕称，盲文学习对后天失明的人来说很有困难。他解释，因为此前看得见，对图形、颜色是有概念的，就通过联想盲文点数对应的形状，再结合对比、镜面来学习，效率就提高了许多。
中专二年级的小硕表示，文化课、专业课、声乐课、体育课、定向行走课、朗诵课和乐器课中，难度最大的是解剖课，因为要背的东西非常多，而视力障碍会降低找知识点和背书的效率。“盲生无法边看边记，一边摸盲文一边记录又是非常分神的。而依赖手机或电脑读屏找重点，需要反复多次听才可用。同样，背诵花费的时间就是普通人的2至3倍。”
“他们以手代目，有很多信息，和我们用眼睛看是不一样的。我们看文章可以一目十行，他们就很难。”上海盲校徐老师表示，视觉障碍会影响到阅读的速度，从而使得他们与普通学生相比，学习和理解的速度比较慢，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消化，而4年制的高中制度正是配合这种特殊性。
此外，视力障碍也使得他们在选择文理科时都到限制。负责高四语文教学的徐老师表示大多数学生都会选择文科类的科目，“因为理科学习对他们来讲，难度挺大的，做实验也比较不方便。数学因为无法展开想象，也不学立体几何，可能只有普通高中的高二程度。”
谈及校园生活，小硕坦言“能上学真好。”他表示，来到盲校后，感觉自己开朗了许多。每天学习盲文、学习知识，也感觉非常充实。盲校的男女老少都非常的单纯、纯洁。
此外，他还积极加入了学生会最累的生活部：早晨集合同学去操场晨练、带视力不好的同学到食堂座位、给其他同学端汤......“生活部就是帮助同学的”，他补充道，“我一开始觉得没什么，到后来，我天天都想去值班。”他还在三国杀牌面上打上盲文，教身边的同学一起玩三国杀，甚至把三国杀添加为学校运动会的比赛项目。
说到生活部的点点滴滴，小硕声中带笑。“帮助别人，快乐自己”，他表示，他在学生会感受到了同学之间的友好和互帮互助。他告诉记者，有位老师曾教导他“盲人就是要互帮互助”，如果盲人都不帮助盲人了，就没有人帮助盲人了。这后来也成了他的信条。
一米八几、戴着厚厚眼镜的小林给人一种“萌萌”的感觉。与普通高三生一样，他也会因为一次考试失利而痛苦焦虑，他也会以勤奋补基础，出人意料地考上高中后继续努力。谈及班上学生，徐老师连连称赞，“他们真的很自强，很愿意学习。”
早已毕业的盲人大学生郑荣权颇有同感，他回忆道，“在高考复习的那段时间里面，我每天都会学的很晚，最后一个离开教学楼，吃一点泡面，回到宿舍接着学，就是这样，每天日复一日的，这段过程也是很难忘的。”
据《2019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9年，全国有12362名残疾人被普通高等院校录取，2053名残疾人进入高等特殊教育学院学习。 2017年，根据全国第二次残疾人抽样调查，中国残疾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为 6.39% ，而在这部分残疾人口中，被高校录取的残疾人人数仅占全部录取人数的 0.14% 。
任铮浩
任铮浩2002年从上海市盲童学校考入上海师范大学英语专业，成为上海市盲童学校的第一位盲 人大学生，毕业后他回到盲童学校，担任英语教师，成为现在校内的四位盲人教师之一，已授课15年。
任铮浩2002年从上海市盲童学校考入上海师范大学英语专业，成为上海市盲童学校的第一位盲人大学生，毕业后他回到盲童学校，担任英语教师，成为现在校内的四位盲人教师之一，已授课15年。回想起大学生活，他表示大学和高中“不一样的还是很多的”：同学比较多、校园环境更大、道路和教学楼错综复杂、教室设计不同于盲校的横平竖直。对此，他补充道，大学校园里毫无规律的教学楼地理位置和教室安排曾让他一度头疼，因为“其实对于盲人来说，90度的转角他们是最容易想象的”。
而比起环境变化带来的困难，他称“和其他同学的差距应该是最大的困难”。任老师坦言，大学第一堂英语课就让他实实在在地意识到自己和其他同学的差距，“不属于是谦虚或者是跟你们讲故事，其实真的就是不懂”。
毕竟，和普通高中学生的自主填报不同，盲人学生并没有那么多的选择，对任老师来说，“学英语专业是一个非常意外的选择”，而自主填报志愿的普通学生一般都是处于优势或者喜好，这使得本身英语水平较低的盲人学生和他们之间的距离就远了，导致“老师上课讲了，其他同学听了都没有什么问题，到我这里完全听不懂”这种情况。为了跟上其他同学的进度，理解老师课堂上的内容，他用录音笔把老师上课的资料和内容全部都录了下来一遍一遍地听，再利用好盲文英语教材，逐渐跟上了进度。
高考与单招单考：机遇与挑战并存
谈到同学，任铮浩反复提及同学、舍友的 帮助，“同宿舍的同学在去教室和食堂等地方时都会带着一起，有时候有事去不了也会拜托别人帮忙。其实应该说他们的帮助是我4年能够过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和2002年读大学的任铮浩不同的，温州大学的盲人大学生郑荣权2015年高考时使用的是盲文显示内容的试卷，试卷内容和普通考生是一样的。虽然先天性的视力障碍，眼睛视力只有0.05左右，几乎看不见东西，但2015年的高考，他考了570分，数学146分，几乎是满分。
郑荣权
郑荣权2015年入温州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师范专业，获得学校师范生教学竞赛第一名，通过教师资格证考试，被称为“浙江首位盲人大学生”。
谈到之前的高考成绩，他坦言自己当时是超长发挥，并解释是因为学文才能相对有些竞争力，“我学的是文科，数学会简单一些，成绩还可以，要我现在考，我可能连46都考不到了。但是我英语就很差，我是因为物理不好，所以才选择文科，本来我很有可能会选理科，但是在理科数学难度的要求下，我数学或许不会很好，我在文科会有优势。”
而随着教育体系的完善，残疾人高等教育单考单招政策也不断成熟，为盲人学生提升学历提供了新路径。小硕表示，单考单招给盲生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和可能性，自己也想要参加单考单招，提升学历。从小学就进入盲校的盲生，参加高考的居多，因为专业可能性更丰富，比如教师、音乐、播音等；但对于后天失明的同学而言，知识连贯性缺乏，大多读的是中专，再把之前丢掉的知识半路捡回来是很难很难的，尤其是数理化等科目。而单招单考的形式更侧重实践，文化课比例比较低，是一个可行的自我提升通道。
单招单考是盲人接受高等教育的特殊形式，由招收盲人的大学单独命题、单独考试。据悉，单招单考以专业知识考察为主，还包括文化课内容和面试，主要考察实操、与人沟通的能力、生活自理能力。单招单考可以选择大专或本科，大专难度较低。目前，长春中医药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等学校接受盲生单考单招。
谈及原因，小硕坦言，一方面是觉得年纪轻轻就去推拿店工作，会觉得压力，也感觉看不到未来；另一方面，希望能学习更多的知识，能“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明白为什么能推拿好。他表示，这样才能“对自己负责，也对以后的病人负责”。而这样的想法，在小硕的班里相当普遍。
考试准备方面，小硕表示“背书很难，借书也很难”。借书需要向中国盲文出版社办借书卡，每次最多只能借6本，只能看3个月，不还书不能再借。但因为盲文书很厚，邮政快递很慢，导致整个复习进度很困难。
“上学能够改变命运。”他在交谈中称，希望有继续学习想法的同学能继续求学，因为学习不仅是学习知识，更是开拓视野和思想，“有梦想就要去追”。他以自己为例解释道，“刚从正常人过渡到盲人，我一开始是反对推拿的，但是学习以后，我思想慢慢改变，我有点喜欢上推拿了，我发现推拿可以治病，可以帮人缓解疼痛，让人不那么难受，就发现了其中的价值。”
就业：用力冲破固有的圈子
大学生毕业之后通常都会面对诸多选择，如考研、出国、选择工作……但是在盲人身上，这样的选择是一种奢望。
“我希望大家能够理解的一件事情，在我们面前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真的没有。”任铮浩说。他告诉记者，他觉得自己并没有真正做过应聘，因为求职信都没有得到过回复。此外，“直接歧视视力“是一些好不容易找到工作却不得不放弃的盲人的为难处境。
浙江首位参加盲人高考的学生郑荣权毕业于温州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师范专业（以下简称“思政师范专业”），获得学校师范生教学竞赛第一名，通过教师资格证考试，但是他希望做一名特殊教育老师的梦想却一直没能实现。因为盲文教师资格考卷，在浙江省是没有先例的。奔波将近一年取得了盲卷，郑荣权笔试面试均排名第一，总成绩超出第二名将近10分。但由于体检中视力和尿常规不合格，所以无法进入考察环节。主检医生告诉他，根据国家公务员体检标准，视力达不到4.8就是不合格。
大学时期的任铮浩在认真学习。除了通过盲文学习，他还学会了盲打电脑，会熟练地使用盲文翻译机，平时要“看”资料，就通过语音软件把文字转变成声音。大学毕业后，任铮浩回母校当起了英语教师，还负责学校里的盲文试卷录入工作。
大三那年，郑荣权参加了浙江省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获得一等奖。在题为《在黑暗中追寻光明——我的盲校教师之路》的主题陈述中，他这样讲道：“未来我希望能成为一名盲校的思政教师，让那些和我一样的盲人学生们相信，视力上的不便只能改变我们的生活，不能改变我们的人生，只要认识自己、接纳自己、自尊自信、自强自立，一样能融入主流社会，和健全人一样拥有精彩的人生。”而目前，他只好退而求其次，在一所一贯制学校教书。
宣海
毕业之后的宣海，已经是一级低视力残疾。在找工作多次无果的情况下，已经接近“盲人”状态的他曾不得已去学了按摩。2013年，他还在从事这一工作。
2007年毕业于安徽财经大学的宣海，毕业之后的宣海，已经是一级低视力残疾。在2012年以参加公务员考试中受到歧视为由，将安徽省人社厅告上法庭，成为全国公务员考试残疾歧视第一案，最终以败诉告终。
“我觉得我该站出来，打破世人对残疾人、特别是对视力障碍者的思维定势，”宣海说，“残疾人的就业应该是多元化的，融入社会的。选择公务员考试在别人看来不切实际，但在我看来，却是最实际最有希望成功的选择。” 2013年3月中旬，宣海再次赴考，重新引发中国民众对残疾人就业歧视问题的关注。
正如任铮浩所讲，“对于普通大学生来说，考证、考研是关乎能力，但对于盲人来说，连争取考试资格的机会都十分渺茫，常常要经历许多抗争。“，盲人和普通人的区别在于，盲人缺少平台的支持。盲人期待的平等，更多是一种平等竞争的资格。任老师强调，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给予尝试的己会，“我考研究生，要有研究生院，要有研究生点，肯接受这样一批盲人；我去考律师证，你要能参加这个考试；我去考公务员、我参加国考，我需要有国考的这样一个资格，让我进去，那考的出考不出是我的能力问题，但是你要能让我考”。
而随着盲人大学四六级的普遍化，任老师表示，倘若我们一直坚持盲人大学四六级，某天发酵了，成为其他资格证考试的盲人参与开端，那么就是盲人大学四六级考试，对于整个中国高等特教或者是职业认证考试的这样一个最大的贡献。
视力的确会影响到他们，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境遇悲惨。借助现代设备的辅助，视障人群从事的职业已经得到很大的拓展。盲人可以自由的使用社交软件，在网络上发表评论。利用屏幕朗读软件，可以进行语音读屏。利用电子助视器，有残余视力的视障人群也可以看清书本上的字。此外，在iphone中打开系统设置-通用-辅助功能，第一项VoiceOver，选择开启。安卓手机中，系统设置-高级设置-辅助功能，第一项TalkBack，选择开启。也能够进行语音读屏的设置。
无独有偶。在综艺节目《奇葩说》一辩而红的蔡聪相信，“残障，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去生活”。他是一位视力仅剩0.02的视障人士。同时也是公益基金会的CEO、杂志主编、非视觉摄影培训师。金希，中国首位视障律师，本科专业法学，并在大四就通过了司法考试。工作中，依靠读屏软件的语音提示，金希能够娴熟地使用电脑，撰写工作文档。
此外，还有一群群优秀的盲人努力寻找属于自己的职业道路。张平，华师大毕业，开发盲用游戏、在TED演讲，演示盲人如何打植物大战僵尸、担任德国社会企业“黑暗中的对话”上海区总经理、在中国开始了一系列与黑暗有关的视障公益活动；蔡佳斐，上师大毕业，在上海市长宁区华阳街道担任心理老师；何纯洁，毕业于华师大，在长宁区辅读学校做老师；杨洁寅，毕业于华师大，在闵行区辅读学校做老师；任铮浩，毕业于上师大，在上海市盲童学校教英语课；郑荣权，毕业于温州大学，是一名一贯制学校的老师；秦应飞，毕业于上师大，钱晓程，毕业于二工大，均就职于美特斯邦威公司做人事工作……
虽然，盲人群体开拓出了许多就业形式，但是对他们来说，相较于学习，更大的困难是就业。“即使能进大学，他实际上都在考虑我以后就业怎么办，尤其是全盲同学，低视还好一些，看得见的同学还好一点，全盲同学日后的就业就成大问题。”上海盲童学校的徐老师告诉我们。
对此，任铮浩表示，自己今天能做老师只能是个例，并不能代表别人，也不能代表社会进步到了什么程度。他解释说，“因为有我那个时候的时代的发展，有社会的力量，有各个方面的力量，所以综合而形成的这样一个结果。”
2018年残疾人就业情况
后记：不需要可怜，而是尊重和帮助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为盲人创设的基础设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发布的《2018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19年底，全国已竣工的各级残疾人综合服务设施2341个、各级残疾人康复设施1006个、各级残疾人托养服务设施887个......2019年5月份，上海师范大学新增了大厅盲道、楼梯警示贴、电梯盲文按键、房间盲文标牌等，创设了无障碍学习空间，提供多种盲文教材与盲文打印机。
而像将于基础设施、教学设施的改善，社会环境的变化就困难的多。任铮浩表示，就业环境无法用量化，改变也很困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也许这个工作要做50年、做100年，而且很有可能50年、100年以后，你再回过来看，并没有太多的起色。这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只如果你不做的话，也许一万年也不会有几个改变。”他对此这样说。
同样，社会对于盲人群体的认知的改变也是需要时间的。郑荣权认为，社会需要在环境上、设施设备上、观念上能够更加善待视力障碍者，包括这个群体。他告诉记者，“在我们班29个人中，我已经被当成普通人了。但在更大的陌生环境中，他们还是会有一种好奇的状态，我能感受到。到社会这个层面，离理想状态就更远了。我希望整个环境能变好一些。我愿意去做一些事情，改变他们对我的看法、对视障群体甚至整个残障群体的看法。”
以盲童学校为例，这里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样沉郁。在这里生活的学生与普通学校并没有太大差别。他们调皮聪明，下了课也会跑跑闹闹；他们依旧会看电影与看电视，会去春游秋游，会有盲校与聋校之间的联谊；他们也渴望了解外面的世界，十分愿意与外界交流。
“大家可能觉得很奇怪，盲人怎么能看电视呢？其实靠听，有些纯画面的他不知道的话，他就靠想象。其实现在有无障碍电影帮助他们来更好的理解。”徐老师解释道。在盲童学校里，老师从不把学生当作需要可怜的盲人，而是当作正常人。在学校里，老师会说，大家一起来看书、看电影，而不是摸书、听电影。
主流社会中，人们对待残障人士看似褒奖，实则贬低。其实失去视力只是减少了一种认识环境的角度，还有其他的感官、认知方式可以代偿。人们对于残障人士悲悯的主观态度，对于他们来说反而是一种伤害。“和盲人相处久了，我们觉得他们是非常正常的，有正常的需求、正常的情感交往，唯一的缺陷就是视觉可能稍微限制了一些对世界的认知，但是他在我们的帮助下，是可以更好的认知世界的。”徐老师说，“他们并不需要我们的可怜，而是我们的尊重，我们的帮助。”对此，田老师建议，“如果在路上遇到视力障碍的人们，不要主观地去帮他，而是要事先征询一下意见，他说有需要的时候再帮助他。”
的确，社会环境的改善绝非一蹴而就，是需要日积月累、水滴石穿的。正如任铮浩所期许， “社会环境的改善，不是说出一个法案、一个行政命令就能解决的。我们需要一步一步慢慢来。当然了，有比没有好，多比少好，理解一点比一点不理解要好。”
